过士行：写没有答案的事

　　中国新闻周刊记者/毛翊君

　　发于2020.1.13总第932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

　　退休之后，过士行挺忙的。他得玩儿，客厅的茶桌、书房的书架和书桌，满满当当散落着各式的虫具，上百只蛐蛐罐、蝈蝈筒，他把玩了二十多年。得空儿，他要去十里河虫市遛遛，挑几只叫声清亮的蝈蝈回家。一次，葫芦虫具上的小零件坏了，他量了量尺寸，上淘宝一搜，得意地找到了合适的卖家，花十几块钱修补好了这上百元的宝贝。  

　　他曾经在舞台上呈现的作品，如同他的生活，充满京味儿的语言和乐趣，抖段子的节奏，包袱一抛，台下笑声就起。1993年，在北京人艺门口，观众排出一里长，一直堵到报房胡同里，就是为了看一场过士行写的话剧《鸟人》。

　　上世纪90年代，他作为编剧的闲人三部曲——《鱼人》《鸟人》《棋人》大火，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派戏剧史上“过爷”的地位。那时候，他已是知天命之年。姜文看了他的戏，邀请他给自己复出后的首部电影当编剧，于是，有了姜文认为“来劲儿”的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

　　如今，在雾霾里的北京深冬，过士行闲适地待在通州暖气充足的住处，十几只鸣虫在罐子里的叫声此起彼伏，仿佛嫁接了一个丰收的秋天。

　　困惑与开始

　　在瑞典著名编剧和导演英格玛·伯格曼的作品《婚姻情境》里重新发现人性的机关时，过士行已经想尝试导演一部话剧，那是2009年左右。《婚姻情境》曾在1973年于瑞典电视台播放，是一部六集电视剧，引发众多讨论。之后，伯格曼相继又创作出了此作品的电影版和话剧版。

　　等过士行真的作为导演，把它搬上中国话剧舞台，离他产生做导演的想法又过去了好几年。打动他的地方与当初第一次看时仍然一样——故事里的女人在询问男人，自己是否要生下孩子。伯格曼感叹，在情感面前，大多数人都是文盲。过士行深以为然。

　　伯格曼在情感上历经波折，有过五任妻子，这些感悟被注入作品。话剧舞台上的人物始终是男女主角两人，场景就是他们的家或男人的公司，没有戏剧化的情节，只用两人的对话，带出他们的婚姻故事，以及其中琐碎又致命的问题。

　　过士行从未感觉生活的细节被如此细腻地展现。“我们从小缺乏爱的教育，只有爱集体，爱事业，但关系到个人、伙伴、异性的爱，都是回避的。”过士行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　　在这之前，他关注的是社会层面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比如，北京树林里的鸟市，精神分析医师观察养鸟的人，想要构建自己的学术系统，为此把这里变成了“鸟人心理康复中心”。来到这里的养鸟人只关心鸟，看似关心鸟的鸟类学家却把珍贵的鸟做成了标本。众生相在此展开，没有人关心彼此，没有人关心人类，这是过士行的困惑。也深深击中了当年的观众。

　　但他最喜欢的还是《棋人》，关于天才孤注一掷的投入和逃脱不了的宿命。下棋为生的人，棋类的名家，都是过士行再熟悉不过的人，从小看着他们未成大器时的样子，日后又见到那些人功成名就。他的祖父和叔祖父，就像剧本中的主角，“风度翩翩，白皙的皮肤，修长的身材，从外表到骨子里是天生的儒雅”。

　　北平解放的时候，围棋世家从安徽应邀迁居而来，成立北京棋艺研究社——新中国第一个围棋组织。过士行出生在1952年冬天，家人依据明末的围棋大师先祖过白龄传记中，“其人雅驯有士行”一句，为他起了名字。但是，年幼的过士行就发现，自己数学不行，难以深入围棋之中。最终只走到业余三段。

　　那时候的他，有自认为颇为神气的理想。他不止一次想象，自己拿着大铜铃，吆喝着“倒土”，等垃圾装好车，车子发动，他就飞身上车，绝尘而去。再长大一些，他喜欢上另一份工作——掏茅房。他就把凳子倒背在自己肩上，假装是粪桶，手里拿起一个水舀子，喊“厕所有人吗”，这种时刻，他觉得“其乐融融”。

　　小学二年级那个寒假，他翻到了《林海雪原》，开始迷上小说。他跑去租书铺子里，花一分钱，站半天。从《说岳全传》《杨家将》《海底两万里》等中外传奇，到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起源》，甚至是《胚胎学》。他记得一个戴眼镜的瘦高店员看见他翻这书，面露愤怒，厉声问他是哪个学校的，他赶忙逃跑。

　　看了书，上课的时候就天马行空地乱想。这一切都给他日后的戏剧写作隐约打下基础。那些戏剧中的荒诞和寓言色彩，加以京味儿的相声式的讽刺，都是小时候对周遭的观察和各种杂乱阅读之后的化学反应。

　　从记者到戏剧